《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雪域高原上的生命颂歌

《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2年，以下简称《三江源》）是杨志军创作的一部格局宏大、主题深刻、意蕴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是继《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年）后第二部“藏地少年”系列作品。

《三江源》以三代人为三江源生态保护无私奉献的事迹为主线，讲述了汉族男孩小海一家在雪山高原上守护野生动物的感人故事。小海的爷爷奶奶是第一代支援青海的科技工作者，一生都致力于调查与保护高原动植物；小海的父亲李强是三江源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雄鹰支队”的队长，在一次行动中失踪。为了寻找父亲，小海和母亲踏上了了解自然、传承使命的成长之旅。在旅途中，小海与救护站的动物们结下深厚情谊，并结识了回族女孩艾米尔和藏族少年诺布、普姆，携手追寻失踪的亲人。

《三江源》用抒情化、人格化的诗意语言，细腻生动地描绘了三江源的独特地质地貌与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同时融合了生态保护、科学精神、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等丰富主题，既有严峻、宏大的史诗气质，又兼具深刻、隽永的文学品格^[1]，体现出儿童文学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生态文明观。

[1]张国功,何敏君,王雨婷.主题厚重与形式轻盈的“寻找叙事”——读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J].出版广角,2022,(08):96.

一、以动物叙事呈现生命真实与自然灵性

动物叙事是儿童文学题材中一种常见手法，主要以动物为表现对象，展开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叙事，其真实讲述者并不是动物本身，而是背后隐含的人^[2]。《三江源》在儿童视角中融合动物与人的经验与情感，建构出一个生命共感、物种平权的叙事空间。作品以具体而生动的动物形象为例，层层递进地剖析其真实性、人格化和超越性三个层面，彰显出儿童文学中动物叙事所承载的伦理维度与精神担当。

以往儿童文学的动物形象的塑造，总是难逃狗、狼、牛、马等常见的素材选择，但《三江源》敢于突破普适性题材，呈现出更为广阔的物种视域：红嘴鸦阳阳、赤麻鸭丢丢、金雕小白、斑头雁大叔、黑颈鹤姑姑、藏獒多吉、小黄马遥遥……在寻找父亲的路上，通过小海记忆的不断闪回，作者将这些独属于三江源地区的野生动物是如何受伤、如何被“雄鹰支队”解救、如何来到救护站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些动物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它们的存在并非脸谱化的捏造

作者杨志军曾在青藏高原生活四十余年，对藏区动物的习性有充分了解。杨志军小时候也曾有过饲养藏獒、红嘴鸦、斑头雁等动物的经历，因此《三江源》里刻画小海跟随父亲救助野生动物的具体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童年的写照。也正因为拥有这些宝贵的经历，作者才能用童真的眼睛发现三江源的独特之美，将动物们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

[2]陈佳冀.何谓动物叙事：概念释义、题材边界与表意类型——关于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研究逻辑起点问题的探讨[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4,48(06):29.

（二）它们拥有拟人格化的情感联结

在作者笔下，小海救护站的每一只动物都有姓名，它们有思想，在动物种族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各自的性格；它们有情感，如小白唇鹿扎西和鹿妈妈之间的亲情、瘸子猞猁和拐子岩羊之间的友情和红嘴鸦阳阳成家后的爱情，但这种思想情感和表现方式并不逾越自然界的规则。作者以人格化的方式赋予动物们平等的权利，进一步凸显了动物生命的尊严，唤起人类对动物生命的尊重与理解。

（三）它们超越了自然和种族的界限

当救护站的部分动物感知到了小海父亲遭遇的危险，它们相互协助出逃去追赶小海的车辆，试图带领小海前往各拉丹冬雪山。从西宁到唐古拉山的路途遥远，但动物们却用双翅、双脚丈量，在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个奇迹。特别是在救援队遭遇雪崩和荒漠狼时，动物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朝夕相处的人类，此时它们不单是生态体系中的一环，更在关键时刻成了“引路者”和“拯救者”，具有一种接近神性的直觉与担当。

不同于动物童话和动物寓言讴歌真善美的教化意义，《三江源》在动物叙事中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状态。作者采取动物视角与人类视角双向互动的方式，使得人与动物之间的特质融合在一起，借助动物的话语叙述形式，将自身的人生感悟传递给读者，达成对于人性的深入思考^[3]。

        [3]陈佳冀.动物伦理、诗性话语与生命的共同体——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动物形象探析(1979—2021)[J].贵州社会科学,2022,(06):54.

二、以儿童视角书写启蒙精神与人文成长

《三江源》全篇的思维方式与话语表达，主要建立在儿童的观察与体验之上。作家并未将作品简化为对自然的单一讴歌或人类行为的简单批判，而是选择透过孩子纯净的眼睛，还原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世界，让自然的丰富与动物的多彩跃然纸上。通过这种童稚而真诚的视角，作品引导读者走入了一个千百年来与自然共栖的文化场域。在与母亲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小海从最初对自然的本能喜爱，逐步经历了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的转变，实现了从自发关爱到自觉担当的成长跨越。

（一）柔化死亡中的生命体悟

作品巧妙地采用“失踪”这一叙事策略，作为对死亡的“柔化处理”，为儿童提供了情感过渡的空间。在所有大人都认为李强遇难的前提下，只有小海始终坚信父亲还活着，让读者随着这份微妙的希望不断期待着奇迹的出现。直到最后看到李强与登山队员们一起被救出雪洞时，这份被悬疑和担忧支配的心才得以完全平静。与此同时，作品并未回避死亡的本质，反而以由浅入深的方式呈现了多个角色的离世——小海的爷爷奶奶因高原病逝世；“雄鹰支队”唯一的女队员金珊瑚姐姐在救助白唇鹿的过程中因缺氧而死；饲豹人尼玛在雪崩中遇难；救护站的动物们为保护人类或被雪崩掩埋，或与荒漠狼战斗而死；小海的父亲最后因高原心肺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些死亡被嵌入在深厚的自然背景与情感逻辑中，引导儿童认识生命的有限，进而理解自然规律与人类命运的关系。

（二）知识普及中的诗意表达

作品独具匠心地将科学知识普及与诗性哲学思考相结合，使儿童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科学认知与人生思考的双重启蒙。作品随处可见大量关于三江源地理环境、野生动植物的科普知识，展现了扎实的科学素养。例如，李强曾对小海科普过三江源的空气氧含量知识，“在三江源，人的平均吸氧量是内陆人的一半或者60%”^[4]；巴雅尔叔叔在开车寻找李强的路上，为小海阐述雪山雪线因大气变暖而不断升高的现状；在藏羚羊哨卡，小海亲眼见证了浩浩荡荡迁徙而来的藏羚羊，与所有司机一起守护着高架桥下的通道；“百水归河，千水归海，万水归源，源归高山，河归沟涧，海归平面，三江有三源，名叫川、泽、泉”^[5]，“黄河沿说的是黄河的前沿。前沿连着措巴泽，白天鹅正在孵蛋。前沿连着星宿海，棕头鸥正在找伴。右边是野牛沟，左边是羚羊涧，再往南就是绵延无际的巴颜喀拉山”^[6]……作品并未将科普内容作为生硬插入的模块或直白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实地探索、传唱歌谣等形式，经由情节循序推进，植入生态系统知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让读者从中学习到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4]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55.

        [5]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121.

        [6]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96.

（三）道德冲突中的人性光影

作品在处理人性善恶时，并非简单地二元对立，而是展现了复杂的人性图景。小海的父亲李强作为科学家，既传授自然知识，又以哲学性的语言引导小海理解为人处世的道理。在作品开头，李强曾建议将他们在西宁居住的“贵人小区”改名为“仁贵小区”，只因他认为“地球上的万千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人越有智慧就越不能说只有我们是尊贵的，别的动物都是下贱的”^[7]；李强给小海讲述女娲补天的故事时，将保护三江源的科学工作者类比成女娲，他表示“女娲也是个普通人，谁都可以做女娲姐姐”^[8]，为保护地球贡献一份力量；在各拉丹冬雪山的纪念雕像旁，李强刻下了他对雪崩灾难里所有牺牲生命的美好祝愿：“彼此的拥有就是彼此的相爱。因此，做一个对别的生命有用有益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9]作品通过日常对话、故事讲述和情境表达，巧妙地将尊重生命、平等共存的理念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读者，通过诗性语言将抽象的哲理转化为儿童可接受的情境体验。

笑脸叔叔是全文中的“最大反派”，他投资小海救护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贩卖野味，从中牟取私利。因此他并不在意动物的死活，多次扬言要撤资，并且在最危急的时刻赶跑了所有的救助动物。笑脸叔叔这类贪婪冷酷的反派，构成了道义上的鲜明对照与冲突动力，但作品更为动人的部分在于对人性灰色地带的书写。例如，小海的父亲少年时曾因妒忌爷爷奶奶对基地的鹰百般呵护，用鼠药毒害了所有被饲养的鹰，最终以设立“雄鹰支队”的方式自我救赎。这样的叙事策略既强调与恶势力斗争的正义性，又倡导以包容和悔改为核心的道德重建观念，体现出一种超越简单善恶评判的教育温度。

        [7]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6.

        [8]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111.

        [9]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302.

《三江源》勇敢地触及死亡与人性善恶等终极问题，突破了以往儿童文学回避严肃主题的传统，体现了新时代儿童文学强调问题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的理论精神^[10]。通过主人公小海的眼睛，作品细腻展现了儿童主体意识的觉醒，引导儿童以纯真之心直面生命的脆弱与庄严，从而在心理与精神层面对儿童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成长教育。

三、以生态伦理深化群体共识与家国情怀

《三江源》作为我国首部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研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生态保护、家风传承、民族融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融合与创新表达。

（一）从生物利用到生态关怀

21世纪以来，受到欧美生态哲学等学科的影响，“生态文学”逐渐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主题。“生态”是一种包含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地球、物质与精神的整体观念系统^[11]。整体上，《三江源》的生态叙事呈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三个维度：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至“生态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作天地万物的中心，动物、自然被当作工具利用、奴役^[12]。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和精神状态的萎缩是造成生态和人性危机的根源。《三江源》中的笑脸叔叔和不顾劝阻前往雪山拍摄“三江源万年冰纯净水”广告的登山队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缺乏对自然的正确认知与敬畏之心。与之相对的“生物中心主义”从动物、生命等视角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传达了敬畏生命的道德关怀^[13]。在父辈的熏陶下，小海、艾米尔、诺布、普姆这些少年对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有着天然的喜爱，并竭尽全力帮助“雄鹰支队”的成员。但孩童的行为源自最初的本能与情感，他们尚未完成从个体到整体的认知转变。“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所有生命体之间的联系与依存，将动物与人放在生态的整体系统中^[14]。小海的父母和“雄鹰支队”的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人类命运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联，他们把自己作为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将个体生命融入广袤自然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生态中心主义理念。

       [10]李利芳.理论思维与价值视域的创新——关于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J].南方文坛,2024,(03):102.

       [11]李秀儿.生态意识与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J].南方文坛,2020,(03):81.

       [12]刘晓艺,李明.“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论的检视与发展[J/O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3[2025-04-29].https://kns-cnki-net.wvpn.ncu.edu.cn/kcms/detail/50.1188.C.20250415.1015.002.html.

      [13]李京桦.当代西方生态主义道德话语的演进、悖论和局限[J].伦理学研究,2021,(05):79.

       [14]张国龙.动物的审美主体性生成——21世纪以来中国动物文学的生态伦理[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2(05):133.

（二）从独善其身到患难与共

作品还通过书写生态保护与人类命运的紧密关联，切合了富有前瞻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伦理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核心。这些价值并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文明，而是超越制度、文化和历史背景，为全球不同国家、民族所共享，是全人类普遍追求的目标^[15]。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不仅关系国家生态安全，  也关乎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尊重、理解与共生的关系，是《三江源》贯穿始 终的核心理念。作品借儿童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纽带，展现出一种跨越物种、超越地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读者在日常阅读中建立起尊重自然、保护地球的生态伦理观。

（三）从个体传承到文化交融

在价值意蕴上，《三江源》着力表现了中华文化中家风的传承过程与中华民族融合的深刻文化叙事。李强的父母作为第一代科学工作者，终其一生投身三江源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科研；李强本人毅然放弃城市生活，扎根高原守护野生动物；而其子小海在耳濡目染之下继承父志，成长为新一代的生态守护者。在三代人接续守护三江源的叙事链条下，家风成为实际行动的精神纽带，赋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生态工作者与儿童在三江源以共同的信念与使命携手前行，彼此守望。“让所有的生命各得其所，让所有的日子扎西德勒”^[16]，作品通过少数民族童谣的巧妙嵌入、李强、尼玛、巴雅尔等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以及小海、诺布、艾米尔、普姆等多民族儿童间建立的深厚友谊，自然地传达了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助的情感基础。尤其是在生态危机面前，不同民族群体不分彼此、共赴险境的场面，彰显了民族团结的强大凝聚力，在情感认知层面深化了儿童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与认同^[17]。

三江源是中国地理意义上的“江河之源”，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的“文明之源”，其地理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为文本提供了丰厚的审美内涵。作品将儿童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叙事相结合，展现了新时代儿童文学在价值塑造与责任引导中的重要使命^[18]。

        [15]蓝江.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文化成就[J].学术研究,2024,(10):4.

        [16]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2:305.

        [17]韩利,王一珊.少数民族童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教育功能和实现路径[J].民族学刊,2022,13(06):25.

        [18]郑逸群,吴翔宇.“中国式童年”的探索与书写——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J].青海社会科学,2023,(05):208.

四、结语

在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写作图景中，杨志军的《三江源》以其深刻的生态意识和丰富的情感表达，超越了单纯的“自然之美”，转向探讨“自然的伦理”，更加注重于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作品以动物叙事与生态叙事的有机融合为轴线，将儿童的成长体验与宏大的自然诗意紧密相连。在人与动物的细腻互动中，儿童的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观悄然生成，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导向。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对科学素养的需求日益增加，但与此同时，人文情感教育变得相对薄弱。在此时代背景中，《三江源》能够在激发儿童好奇心与探索欲的前提下，注重科学理性与人文诗意的融合，引导儿童在理解世界的同时感受生活的温度与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三江源》并未止步于个体经验的描绘，而是进一步展现了多民族、多地域、多文化的交融，并深刻回应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时代命题，彰显出儿童文学介入现实、回应社会的使命意识。

面向未来，儿童文学应继续坚持对真善美的守护，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中，更需要情感温度与思想深度并存的作品，构建起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高地。（作者：徐静，系南昌大学艺术学院23级音乐与舞蹈学专业研究生）